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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2 15:49 来源:华股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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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吉利汽车外,长城汽车和北京汽车日前也纷纷曝出与国际车企巨头成立合资公司的利好消息。报告认为,知识层面越高、受教育越多的消费者,越容易接受分时租赁模式。

  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时间表,中国在2025年的目标是燃料电池堆系统可性和经济性大幅提高,和传统汽车、电动汽车相比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批量生产和市场化推广。目前中国发电结构中火电比例约为73%,未来电力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清洁能源发电比例逐渐提升,以及电动汽车自身技术不断完善,电动汽车的环保优势将凸显。

但2015年从美国退市后,其私有化过程并不顺畅,不仅业绩出现下降,管理层也持续变动。

  2018年1月,吉利汽车宣布,预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2017全年净利润相比2016全年亿元的净利将增长超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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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民表示,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抑制,充分说明楼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未来需要加快长效机制建设,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很多时候,消费者只有在后续还款时,才能发现高利率这一情况,可惜自己已经和商家签订完购买合同,挽回无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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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体验“棒棒人生”,他替重庆记录消失的时代

发布: 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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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行距离来看,30公里到100公里之间的订单占到了绝大多数,热门路线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际出行,比如东莞-深圳、惠州-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广州。

我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矿工,靠我的力气去把社会底层有趣的事情挖掘出来。


作者 |  潘俊文
谷雨撰稿人

    电影《最后的棒棒》宣传片

    《最后的棒棒》海报

    “你这是何苦呢?”

    这是家人和朋友在得知何长林要拍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棒棒是山城重庆一个具有名片效应的服务行业,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三十多年,数十万重庆棒棒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年代。

    为了回应大家的质疑,何长林带着戏谑,化名何苦,加入重庆棒棒大军。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将自己和重庆“最后一批棒棒”同吃同住,将一起上街揽活挣钱的生活记录下来,先后创作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以及同名非虚构文学作品。

    而在用何苦这个名字之前,他是在部队服役二十年的正团级军官。1993年高中毕业的何苦,选择当兵入伍,先当侦察兵,再做报道员。后来,凭借吃苦耐劳的品质,由士兵直接提干,成为专职的宣传干事。2007年何苦从吉林调入重庆,甚至成为重庆地区最年轻的副团级干部。

    何苦出生在重庆奉节的一个穷山沟,祖辈都是农民。作为少数跃过“农门”的人,他自然而然成为村里的“大人物”,每次探亲回家,村长都会请吃饭,邻居打架没被派出所拘留,大家都觉得是他的“面子”。

    2013年年底,父母在电话里获知何苦要转业的想法,连夜从奉节赶到重庆,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但是当看着重庆街头的棒棒日渐稀少,而且都是步履蹒跚的老人时,何苦还是悄悄地递交了转业申请书,下决心“记录这个时代即将消失的一群人”。

    何苦称,他对棒棒从小就有一个“情结”,当棒棒曾经是他人生规划中最后的退路,后来因为当兵“搁浅”了。“再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只有当棒棒儿”,小时候每次被父母呵斥,何苦总在心里想,当棒棒其实没什么不好,“最起码可以去重庆,可以见世面”。

    2014年1月,何苦的转业申请得到批准。随后,他带着1300元现金和自己每月2100元雇来的婚庆摄影师,住进了位于十八梯的自力巷53号,开启一年多的棒棒生活。“棒棒这个题材很多人拍过,但都进行不下去”,何苦经过前期考察,选择用“不怕苦,不怕累”的军人的方式进行拍摄。

    《最后的棒棒》剧照,棒棒们在街头等待雇主。

    自力巷距离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解放碑不到300米,横穿一条街就可以直接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一脚踏进停滞在时光里的贫民窟。摇摇欲坠的危房、破乱肮脏的店铺、横七竖八的小巷……因为常年处于拆迁改造中,这里的房子租金便宜,聚集着众多底层劳动者,棒棒便是其中之一。

    何苦用“震撼”“从没见过这样的住处”来形容第一次看到自力巷53号的情形。他很快觉察到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他和摄像师先以每月3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房,然后准备了4张卡和很多电池,确保24小时随时都能拍摄。

    随后,同屋租客老黄、大石、老杭、河南、老甘、老金等人走进何苦的镜头。

    每个棒棒都有一个必须做棒棒的故事

    老黄是带何苦入行的师傅,遇到何苦时已经65岁,是一名资深的“棒棒儿”。少年时代因为家庭成分,老黄找不到工作,娶不到媳妇,最后入赘一个养不起小孩的寡妇家庭,生了一个女儿。

    为了要养家糊口,他常年在外打工,后来婚姻出现了第三者。失败的婚姻之后,女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为了抚养女儿成长,老黄到重庆当了棒棒,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经过二十多年沉淀,老黄身上几乎保留着棒棒所有的特征,坚毅乐观、谨小慎微、“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不能占自己便宜”。 他生活在狭小拥挤的阁楼间,干活也只在一个固定的场所。

    《最后的棒棒》剧照,师傅老黄(右)与纪录片导演何苦。

    纪录片中老黄身材瘦小,经常穿一件绿色的部队老式作训服和一双破旧的解放胶鞋,他不抽烟不打牌,也不喜欢和棒棒们扎堆说笑,每次都拄着“棒棒”站在一旁静静等活。

    只要能挣钱,老黄什么活都不挑,运货、搬家、清理建筑垃圾,甚至为雇主掏厕所槽里的物品。但是老黄经常教导何苦做棒棒也有“原则”。有一次,老黄和雇主在拥挤的人流中走散,他挑着数千元的化妆品在三峡广场转了5个小时,直至雇主出现。当雇主要以100元作为报酬时,老黄却只收了30元。“说好的工钱是20块钱,但是找了你半天,耽误了我去做别的活,所以我多收10块。”

    老黄抱怨,常年在外,老家很多事情不能操心,补偿款、自来水、房产证等都办得不妥当。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女儿,教育也出了问题。

    “一个房屋产权证断断续续办了20年,每次总是找着这个领导,另一个又不在。19岁女儿未婚先孕,不得不买房结婚,没见过女婿就当了外公。”老黄说。

    纪录片里老黄一直为两件事奔忙:一是准备花三个月时间回老家把房产证手续办了;二是帮女儿还完房贷,早点回家帮着带外孙。但是这两件事压垮了老黄的身体,他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棒棒生涯。

    老杭是老黄最好的朋友,两人被称作“自力巷二老”,他们在五一路涂料店门口结伴揽活十余年。老杭的婚姻和老黄一样,也被另一个男人插足,但是他曾想过用很多种方法弄死插足者,甚至为此准备了三样东西:砍刀、三棱刀、弹簧刀。

    老杭的“棒棒人生”正是始于这场未遂的杀人事件。他为了攒钱请地痞帮忙报仇,远赴重庆当棒棒。第一次攒够钱准备回乡时,钱被小偷洗劫一空,第二次攒够钱回到家乡时,得知地痞已经被捕入狱。

    复仇计划一次次落空,老杭决定自己去解决那个男人,但当他拿起刀时,仇恨似乎已经因为时间而消散,三把刀至今仍然放在柜子里。

    注定做不了坏事的老杭,纪录片中一直遭遇磨难。先是因为生病已经退出棒棒行业,但由于久病未愈花光了所有积蓄,不得不带病重操旧业。然后还被“老乡”以办养老保险之名骗光积蓄。最后为了花掉收来的100元假币,策划了半年的他,还是因为自己的“演技”太嫩,被雇主识破,从而破口大骂。

    “没饭吃的时候,看报纸会好受一些”

    老甘在几次厄运缠身之后,请十八梯的“神算子”为自己卜了一卦。算命先生称,他将从60岁开始转运,对此老甘深信不疑。

    纪录片里,老甘为60岁后的转运,准备了两摞厚厚的零钱。他没事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边清点边对着镜头说,“以后做生意好补钱”,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老甘想做生意的决心一直没有变过,但命运却一次次和他开玩笑,老甘将之总结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偷,改变了他的一生。

    25岁那年,老甘交往了五年的未婚妻突然悔亲,老甘痛定思痛后,决心发奋图强到重庆干一番事业,将来娶大队长的女儿让未婚妻后悔。

    进城当棒棒的第一个五年,他攒了10000块,准备开一个小面馆,在从银行取钱回来的路上被人摸了包。第二个五年,他又攒了25000块,正准备盘下一个杂货铺,破门而入的小偷又把钱偷光了。

    近几年,老甘为了追求稳定,从棒棒转行为给大排档做服务员。洗菜、洗碗、打扫卫生,每天40块钱。为了让老板加5块钱或者减掉洗碗项目,他不惜以辞职要挟但一直没得逞。

    大排档下午才上班,上午的时间老甘基本不出门。他成天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刘三姐》《新白娘子传奇》和《西游记》。

    纪录片结尾,老甘期待已久的60岁终于要来了,他本打算回村大办一场宴席,但因为没攒够钱作罢。回家的第二天,他去了镇上的养老院,询问入住养老院的具体情况。老甘说,如果60岁后还不能转运,他将到这里来。

    《最后的棒棒》剧照,“棒棒儿”河南。

    44岁的河南是自力巷53号这群棒棒中最年轻的,也是最不务正业的。他梦想着有一天能“诈金花”一夜暴富。

    河南小时候,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后来又给继父生了两个孩子。家里贫穷,河南17岁离家出走,辗转多地后加入棒棒军。因为没人知道河南的真实姓名,所以他老家就成了他的名字。他先做过十几年的棒棒,后来在夜市做服务员,因为多吃了两个鸡蛋被老板开除。2001年,两个未成年小混混用匕首挑断了他左脚踝筋,落下残疾。

    河南有些文化,没有谈过恋爱,至今连身份证都没有。但他没钱吃饭也要坚持订报纸,“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每天都在看”,河南称,没饭吃的时候,看报纸心里会好受一些。

    这几年,河南动起了歪脑筋,打算靠赌博赚钱,每天在巷口斗地主、诈金花。何苦刚住进出租房,他就三番五次借钱作赌资,可是每次都输得血本无归,不得不每天吃馒头和面条。

    纪录片中河南一直对一件事耿耿于怀,他对着镜头讲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拿三个A,却输给了三个9。因为没钱下注,他眼睁睁看着本来应该到手的钱溜走。“你的一生能拿几次三个A?”河南不断重复着无奈。

    “如果只拍摄不经历,我不会理解他们的生活”

    老黄、老杭、老甘和河南只是何苦《最后的棒棒》中的一部分人物,他们与何苦同住在一个出租屋。同为棒棒的职业属性,让他们的底层边缘生活,有了一定的时代性和代表性。

    一年多的棒棒生涯里,何苦白天跟着棒棒们一起外出干活,晚上就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何苦认为,只有了解棒棒的过去,才能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他在后期剪辑中,将这些故事以旁白和动画的方式呈现,插入纪录片中,试图去完整地讲述每一位棒棒的生活。

    “如果只是拍摄不去经历,我不会理解他们的生活。”何苦说,纪录片中那些和棒棒们一起经历的事,是他坚持做完纪录片的最大动力。自力巷53号遭强拆,何苦和棒棒们的所有物品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他们流落街头,夜宿马路边。为了拓展业务范围,他们先从解放碑进入朝天门,最后又到一个建筑工地。

    何苦带着1300元入行,做学徒,当棒棒,干小工,纪录片结尾他已经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在他离开时,已经攒了6万多元积蓄。后来这些积蓄成了纪录片做后期的费用。

    《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和棒棒们在建筑工地干活。

    《最后的棒棒》制作完成后,何苦回访了纪录片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此时他们都已经离开棒棒这个职业。重庆棒棒这个具有时代性的群体,似乎随着纪录片的完成而宣告结束。

    据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重庆有20万人做棒棒,多是青壮年。而现在,重庆的棒棒只有3000多人,且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如今走在重庆街头已经很难看到棒棒的身影,新一代的城市打工者与老一辈相比,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实现温饱,贴补家用,他们渴望上升空间,就算同样是体力活儿,选择当快递员也不再做棒棒。

    何苦庆幸自己下决心拍摄了这部纪录片,他认为棒棒们的背影在时代发展中已经无法挽留,但作为城市的共同记忆,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讲述。

    “我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矿工”

    《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为雇主搬家。

    谷雨:你为什么会去做棒棒,用这种自拍的方式创作纪录片?

    何苦:首先,棒棒这个行业太特殊了,他们像城市的“万金油”一样,没有固定的雇主、固定的收入,可能他今天还在做棒棒,明天就回老家了,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拍摄对象会干什么。你要拍他们就必须融入他们的生活,如果不这样,你跟拍他们会影响生意,一天可以,长时间他们肯定不愿意。我想最大限度地记录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所以最终以我为中心拍摄一群棒棒的生活。

    其次,我是一名军人,已经二十多年没怎么和社会接触了,让我拍摄军事题材的纪录片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一下子进入底层和他们接触肯定有距离感,为了缩短这种距离我只能投身这个行业。另外,我对自己的身体比较自信,我相信我能吃得了这个苦。挑啊、扛啊,干苦力都没问题。

    最后,做棒棒也算完成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我从小生活在重庆的农村,很闭塞,当兵之前一直在农村,连县城都没去过。生活和教育条件都很差,高中毕生为了谋个出路就去当兵了。当时父母都希望我通过读书走出去,但我学习一直不行。父母就经常骂我“再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只有当棒棒儿”。当棒棒一直是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但在我心中当棒棒就能去重庆,没什么不好,“重庆对于我来说就是天堂”。所以某种程度上,当棒棒成了我人生规划中最后的退路。

    谷雨:创作这部纪录片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听说摄影师是你从一家婚庆公司请的?

    何苦:当时要不要转业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去拍这部纪录片后,我立刻写了转业申请。申请批准后,我先从老单位借了一台闲置的摄像机,然后准备了4张储存卡和很多电池。我从一个婚庆公司挖了一个摄像,谈好2100元一个月的工资。

    我之前做过电视新闻,对影像有一定了解,但是摄像对纪录片了解很少。前几天拍摄他基本就跟在我后面,回来我一看画面,基本拍的都是后背。他能和我一起坚持下来也是“奇迹”。我们刚去自力巷53号时,他以为只是在那拍摄,没想到我们租房住了进去,他当时就崩溃了。第二天,他拍摄的时候撞树上了,就跟我说他做不了,要走。

    我就不停地安慰他,然后还给他谈将来,将来片子拍出来卖钱了,你有25%的股份。最后摄像师和我坚持了下来。当时我就认定,只要走进棒棒的生活,故事自然就会出来,我就用这种最笨的方式去追踪他们。我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矿工”,靠我的力气去把社会底层有趣的事情挖掘出来。

    谷雨:纪录片出来后各方的评价都很高,后来发行如何?

    何苦:我一开始拍纪录片就知道这是一个以“情怀”为主的行业。纪录片出来以后在豆瓣评分是9.7,很多人都觉得很好。但是将版权卖给爱奇艺,就卖了26000元,中间商拿了一些,我就得了13000元。另外,《最后的棒棒》一书的影视改编权卖给了北京一公司,价格是40万左右。

    《最后的棒棒》首映,何苦请来一百多位棒棒看纪录片。图片为何苦与片中主角合影。

    谷雨:重庆棒棒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何苦:棒棒是山城重庆一个具有名片效应的服务行业。改革开放之初,重庆落后的交通状况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靠着一根棒棒和与生俱来的力气在车站、码头等物资集散地挣钱致富。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一步发展,更多农民抛弃土地或者被土地抛弃,他们涌入城市,将这种重体力劳动服务从原来的车站码头推广到大街小巷。重庆特殊的地形条件,给他们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大到工厂企业装船卸货,小到家庭个人购物买菜,随口一嗓子“棒棒儿”,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冲过来为你服务。

    但是现在,你走在重庆街头已经很难碰到棒棒了。重庆现在可能还有几千个棒棒,他们主要集中在一些批发市场或者商场门口,而且这些棒棒的年龄都比较大。

    关于何苦

    何苦,重庆奉节人,正团级转业军官。1975年12月出生,1993年12月入伍,专职从事电视新闻工作二十余年。其间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组织策划的大型系列节目制作和大型训练演习、非战争军事行动采访报道活动。2007年,牵头创办西南地区第一档卫视军事节目。服役20年,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2014年1月从部队转业之后,走进了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自力巷53号,开始以一名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去追踪“山城棒棒”这个特殊劳动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现状。通过一年多的深度体验,写出长篇纪实文学《最后的棒棒》,并同步拍摄了时长350分钟的同名纪录片。本片于2016年10月获德国金树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短篇纪录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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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撰文 | 潘俊文 编辑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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